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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09 22:01:02 作者:新浪财经 来源:sina.cn 栏目:公司研究

                商务部:6种水果平均批发价比前一周下降1%

                作者:新浪财经 来源:sina.cn 栏目:公司研究

                医患熔炉中的大病众“愁”

                玉鹿 本报记者 郝成 北京报道

                “年收入有10万元,金融资产有90万元,还水滴筹个屁啊?”

                2个月前,发现家乡音乐培训老师李立因治疗结肠癌发起大病众筹时,24岁的雪莉怒了:“车和房都比我家的贵,真缺钱,卖了车不来钱更快吗?”

                增信补充中可以看到,李立拥有一套价值80万元的房产和一辆价值9万元的汽车,家庭年收入10万元,金融资产价值总计90万元。

                1个月后,这名老师筹集到9万多元,并成功提现,虽然金额与他设定的40万元筹款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在提现时公示的家庭经济状况说明中,李立称,患病前他靠酒吧驻唱养家糊口,说明右下方还盖有本人所在居委会的公章。实际上,他本人在县城教授乐器演奏,还开了家传媒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有据可查。

                作为知情者,雪莉向《中国经营报》记者愤愤不平地表示:“我觉得这种生活条件比我好这么多的人,(众筹)就是为了可以不还钱!”

                但3年前为女儿发起过大病众筹的闫芳却放不下心里的石头——钱不用还,但“人情债难还,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募捐”。

                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众筹事件后,大病众筹成为公众的情绪熔炉,对骗捐、诈捐的愤怒,对平台审核不力的指责,对求助人的质疑……种种情绪交织杂糅,成为火烧冰山的燃料。

                但浮冰之下,内外监管的双重迷茫,大病救助的出路困境,以及人性善恶的不休缠斗,在医生、公益人、志愿者、金融法律人士的多重视角下,缓缓若揭。

                一手生意,一手公益,是求之于人,还是反求诸己……平衡木的两端,正面相迎的平台方与求助者,都有些摇摇晃晃。

                “致命缺点”

                “怎么可能,都是假的!”

                当记者咨询众筹案例的真实性时,这位声称可以开病例和众筹代过的网友,语气显得有些不耐烦。

                在加入一个名为“开病例”的QQ群后,该群群主主动找到记者,询问需要何地病历,并声称基本全国各地医院的病历皆可开具,包括诊断证明等材料。当记者咨询如何开具个人众筹所需材料时,群主提出:“筹款平台我们有代过服务,您如果只需要诊断证明也可以。”

                群主称,众筹代过服务收费为500元,并在众筹结束后支付筹到金额的10%作为手续费,“比如说您筹10万元,那就是‘500+1万’。”

                随后,群主发来据称是通过其代过的众筹案例。页面中,各种病房、病历照片一应俱全,甚至还有20余位证明人。客户只需提供身份证照片,他们“负责搞定这些” 。

                事实上,大病众筹背后已形成产业链,假材料、假证明、文案,都可以花钱找商家搞定。在互联网上,各类代办疾病材料的中介层出不穷,甚而还有“诊断证明书代开网”。

                不久前,《新京报》记者直接买入假材料,上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申请众筹,一路过关斩将。一位代开病历的中介告诉记者,曾为顾客提供过发起水滴筹所需的诊断证明,“做的是肺癌晚期”。

                “在我看来,众筹平台有两大致命缺点,第一个就是审核很不严,可以随便发。”血液科医生曾缈直言。多年来,曾缈频繁与患者、公益组织以及大病众筹平台工作人员打交道,也致力于血液病患儿及家庭的公益救助工作。

                面对时有曝出的骗捐、诈捐新闻,他坦言:“愿不愿捐是自愿的,我没有逼你捐,但作为平台,甩锅责任,有意放纵,是有问题的。”

                他回想起几年前,各大众筹平台涌入医院,争相宣传时的情景:“当时什么‘轻松筹’‘水滴筹’‘无忧筹’……各种‘筹’都跑到医院来,甚至到病房来贴纸条、贴传单,病人一来(工作人员)就会去找。”

                曾缈说,有段时间,平台到医院宣传的出格现象非常严重,平台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甚至进入“要求无菌、不让外人闯入”的白血病病房,在卫生间洗脸池边上贴小广告,“我们还找他们谈话,要求他们发传单不要到病房发,要发就到住院部外面的公共区域发”。

                “他们(众筹平台志愿者)有的时候看上去是做好事,其实也是有盈利(目的)的,有时候会有奖励。”曾缈提到,直到近一两年,这种平台到医院上演“宣传战”的情况终有好转。

                的确,正如曾缈所言,过去3年,层出不穷的大病众筹平台一度陷入激烈竞争与洗牌之中。据“众筹家人创咨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1月底,中国公益型众筹平台一度达到18家,到了2019年3月,平台数量仅剩7家,目前较为知名、用户数量较大的平台即轻松筹、水滴筹和爱心筹。

                工作人员靠求助发起数量提成的收入模式也有迹可寻。在某招聘网站上,部分轻松筹志愿者岗位的薪酬介绍上,赫然写着“个人发起数量提成”“奖金根据当月的求助数量计算”。

                曾缈认为,此前有些求助人连疾病证明都没有就可以发起众筹,“可能就是(众筹平台)在抢市场,急着发”。

                被高估的筹款目标金额

                近期令曾缈医生更头大的,是病人和家属发起大病众筹时,“目标金额没办法把控。”

                在此次吴鹤臣众筹事件中,吴鹤臣的妻子将目标金额定到了100万元,引发了网友的指责。

                求助人设高目标金额的事,曾缈也经常遇到:“有些病人可能真的只需要10万元,但他就设到40万元。”

                在心脏外科医生范泉的科室,这种抬高筹款金额的病患也不少见。一般医护人员对患者和家属说,治疗要花费7万到8万元,“那他们(患者及家属)在网上发都是20万到30万元,有的都会盈余”。

                对于这种现象,范泉表示理解,虽然筹到了治疗费,但“七八万元肯定不够,因为它会引起后续的家庭负担、医疗费用的问题。有可能生活比较贫穷,不一定很困难。但有这个渠道,我是相对支持的,因为不要让一个家庭因疾病返穷”。

                范泉治疗过不少外来务工人员,“首先异乡人就很不易,条件再好,跟当地人比,就差很多。延续下去还有个人的医疗、子女的教育,还有很大的空间,资金远远不够。那如果能支持人家,有什么不好?”

                但曾缈却认为,发起众筹不能按照最坏的情况去设定目标金额,如果只是因为担忧未来的处境而定高额,“还是不太合理” 。

                面对想把目标金额定得过高的患者及家属,曾缈发现一个就会提醒一个:“一些白血病患者,如果有医保,10万块钱可能都用不掉,但他就筹40万元都筹满了。”

                在曾缈看来,设定筹款目标金额方面,众筹平台是需要承担起审核责任的:“我认为平台在这方面没有很严格地执行,其实金额的设定很简单,不是那么复杂,应该尊重医生的意见。”

                他也曾向众筹平台级别较高的工作人员提过意见:“金额设定要有医生指导,可以建立专家顾问团,这些并不是很难,而且医生提金额上的建议也不会收钱。”但曾缈感觉到,平台似乎并没有做出实质努力。

                “如果医生愿意提出设定金额方面的建议,而平台不愿去咨询医生,那就是平台的事,就是平台的态度问题,当然,他们可能也有业绩的问题。”曾缈表示。

                尽管能够理解求助人拉高目标金额的行为,但范泉医生也认为,大病众筹也要有一定的审核程序:“我隐隐感觉,少数条件还可以、不一定走这条道的患者家庭,也走了。当患者有了‘有这个渠道为什么不用’的心理,那众筹肯定会被滥用。”

                平台监管之困

                但当舆论批评的大棒挥向大病众筹平台时,平台方却表示很委屈。

                “现在是网络时代,技术也很成熟了,你可以完善你的技术和流程,但你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你很难完善人心的,你懂吗?”

                看到网友纷纷指责众筹平台审核不力时,曾供职于某大病众筹平台1年多的周岸,为老东家打抱不平。过去,作为平台的工作人员,他的业务范围集中在江苏南京及苏北一带,工作内容主要是与医院接洽,同时为求助人解决问题。

                周岸回忆道:“当一个人患了大病,整个家庭的压力非常大,包括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在跟正常家庭不一样的情况下,求助家庭可能会刻意地规避一些情况,如离异等。其实水滴筹线下核实人员也挺多的,每个人都会尽可能去核实,不过难免会有求助者隐瞒实情。”

                他直言,即使一线工作人员,在接触求助人时,都很难了解对方的真实家境,而且“患者千千万万,你哪能照顾得到呢?毕竟面对求助体量来讲,人手肯定是不够的。另外,医院是流动性很大的地方,你只能主动去跟医院对接,做大病核实。”

                周岸还反复强调,求助人真的筹到款项后,如果超过一定金额,工作人员“肯定会和科室、医院去核实,肯定会核实,否则你拿不出来的”。

                水滴筹公关部门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平台在筹款发起、传播、提现等整个过程中,借助社交网络传播验证、第三方数据验证、大数据、舆情监控等技术和手段对筹款进行全流程动态监控,会要求发起人提交患者身份证明、病情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核并向所有赠与人进行公示。

                水滴筹方面还表示,平台会针对患者筹款过程中其他参与用户反馈的信息,进一步核实,比如与患者的就诊医院进行电话或实地核实。只有提交所有平台要求的相关材料,并经过社交网络验证所有赠与人无异议之后,发起人才可以申请提现。

                但记者以拟求助人身份联系水滴筹客服时,工作人员又称,筹款或提现过程中,不一定会与就诊医院电话或实地核实,但可以请主治医生证实。

                在目标金额方面的审核上,水滴筹表示,平台目前正在积极寻求与各领域医学专家沟通,着手推进常见大病的医疗花费数据库建设。同时,如果目标金额过高,平台也将强制要求求助人提交预期医疗花费的权威证明,无法提供者则将被限制筹款。

                在吴鹤臣众筹事件的说明中,水滴筹也表达了和周岸一样的“烦恼”:求助者的家庭经济情况普遍缺乏合法有效的核实途径。

                另一方面,大病众筹平台在信息公开等方面的权责范围并不明晰。 

                “(大病)众筹有天生的缺陷,它是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曾缈指出问题所在。

                民政部也在吴鹤臣众筹事件后厘清权责,表示个人求助在形式上属于民事赠与关系,没有通过慈善组织进行,不属于慈善法规定的慈善募捐,不在民政部门法定监管职责范围之内。

                《慈善法》约束的是依法成立的慈善组织,同时规定,慈善组织在募捐活动中要保障募捐对象的知情权,说明募捐目的、募得款物用途等事项,同时慈善组织应当及时主动向捐赠人反馈有关情况。

                但在个人求助中,根据2017年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的《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个人为了解决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难,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发布求助信息时,信息发布方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公众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

                这意思是,大病众筹中,发起人才是信息真实性的主要负责人。

                谁来管管他们?

                虽然众筹中的信息真实性主要由发起人负责,但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认为,众筹平台不能这么将全部责任都一干二净地推给公众对个人众筹信息真实性来进行鉴别。

                “由于信息不对称因素,公众是无法对个人众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甄别,如果将个人众筹信息真实性鉴别全部交由公众个人,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政府不作为的表现。”

                在《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中,作者也认为,平台型公司可以自由运营,但必须给予大众数据获取权限,以便消费者和监管者要求相应人员和平台在事后为其行为负责。

                迄今为止,国内主要的几家大病众筹平台都在竞争态势下取消了手续费,但严格意义上说,平台的运营主体都是商业公司,并正在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在众筹过程中将捐助者引流到互助计划和保险业务中去,从而形成资金池或开展保险和集市产品销售业务。

                在莫开伟看来,众筹平台既然有其商业目的或收取一定费用,“按照责权利对等原则,平台应该毫无犹豫地肩负其对个人众筹信息真实性的审核把关” 。

                内外监管的不完善,也让曾缈看到了大病众筹的“第二个致命缺点”——提现后资金缺少监管。

                曾缈表示,慈善组织筹款,每一笔善款花在哪,都要记录在册,且要有医疗发票等票据来核对,并接受有关部门定期检查,而大病众筹“这种(筹款后资金)监管漏洞是非常致命的”。

                “当然,平台方面也在做出努力。”曾缈不否认,这几年,众筹平台一直在寻求与医院的合作,希望把众筹而来的钱款打到医院对公账户去。

                周岸此前也在为此事做努力:“我们希望所有的钱都可以进医院对公账户,用多少从里面划多少,甚至建议有些花不完的钱直接进医院的基金会,有些医院还希望能和平台共同成立基金会。”

                但周岸承认:“平台发展到现阶段,还没到那一步吧。建立基金会,医院也有自己的考虑啊。”

                曾缈也直言,把善款打到医院对公账户的方式很难推广。“因为医院财务的工作量会增加。而且打发票等等,还要有人对接、监管、划拨,工作量会增大。”

                莫开伟对记者表示,在审核方面,众筹平台要与当地公安、金融、民政等部门加强联合协作,“民政部门、公安部门、金融部门等部门成立联合监管部门,专门行使对个人众筹信息的监管,尤其对个人发布众筹信息的家庭财产状况进行有效甄别,以确保个人众筹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在资金监管上,莫开伟认为,各个部门也需要联动起来。“政府可从民政、公安、网管等部门抽调专门力量,组建专门的个人众筹机构,开展动静态监管,对个人众筹进行全程跟踪监管。”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也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做好巡边员、监督员,只要各级政府依法履行职责,“天眼工程、大数据……目前的技术条件完全能够解决众筹平台无法核实求助人财产真实情况的问题。”同时他表示,制度建设十分重要。

                曾缈也很期待未来有针对个人大病众筹的专项管理办法出台:“将来可能会有,未来还是需要的。”

                同样,莫开伟也认为,在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健全的情况下,未来还会有民众选择公益众筹的方式试图走出困境,相关部门“应及时出台相关监管规则或将公益众筹纳入立法轨道,比如制订《个人众筹法》,使个人众筹有专门的法治依据,遏制当前众筹市场的乱象”。

                捐,还是不捐?

                眼下,面对呼啸而来的质疑,周岸比较担心平台重塑信任的问题:“可能因为媒体报道或者一些个例,让社会对众筹平台产生了看法,导致了更多人得不到帮助。”

                2年前,他从美团辞职,与很多同事一样,降薪加入公益众筹平台,“因为我觉得创始人的出发点挺好的”。周岸始终认为,大病众筹是对传统公益的完善,并表示,在过去的工作中,“刻意骗取社会同情的情况,确实没看到过”。

                2018年10月,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联合发布了《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公约》,并成立了自律委员会。自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骗捐诈捐黑名单上具体的案例数量不好透露,“但不会特别多,毕竟这种情况不是大部分,都是个别的案例吧”。

                相比骗捐、诈捐,周岸看到更多的,是长期大病家庭的无助:“家庭根本没有人脉,别人也不愿意给你捐钱。在白血病城中村,很多家庭都是这种情况。”

                最终,因为身体问题,周岸选择离开平台:“我离开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发觉这个社会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自己有时候都有无力的感觉。”他坚持说:“公益的东西评价都是要客观的。没有必要通过一件小事情,然后来诋毁那么多。”

                范泉医生也说起2018年他所治疗的一位山区病人:“他子女都在外地打工,也看得出来家里条件不好。当时他跟我说‘宁可死,也不做手术’。最后手术等费用花了12万元,报销了6万多元,众筹9万多元,恢复得很好。”

                在曾缈看来,个人如果需要帮助,最好还是走慈善组织的募捐途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身边的慈善组织缺少政府扶持,且募捐名额有限,“可能一个月就只能捐一两个人”,加之目前大众对慈善组织收取5%左右的运营费还心存芥蒂,所以“有的时候只能用众筹做一个补充,如果金额不大,我也会帮忙转发”。

                “当然还有保险意识的问题,”曾缈也提到,投资理财上,保障是需要的,“即使我们有医保,我还是会额外买商业保险。”但目前公众对商业保险的信任还有待提高。

                很多病患家属向他抱怨,大病费用应该由国家财政来支出,但曾缈的态度是,全球不同国家的医疗系统,都不可能很完美,“当人的自私劣根性不能被克服时,就不能由财政来完成,因为支出太大了”。

                而众筹确实给患者家庭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但不能把众筹当成最好的选择。”曾缈提醒道。

                面对开篇李立的情况——家庭条件较好仍然发起众筹,曾缈认为,如果在信息真实、公开的情况下,捐助者也要有意识:“(众筹)没有强制要求,都属于赠与,就不能要求回报。但你在捐的时候要想清楚,要有智慧地去筛选。有慈悲更要有智慧。”

                律师王才亮的态度同样是,公民有向社会求助的权利,公众予以捐助是善举,但是也有不捐献的权利,“医疗费网络众筹,救急不救贫是基本原则”。

                求助者并非都能心安理得地花掉善款。曾缈想起收治过的一位患儿的母亲,这位母亲第一个孩子罹患白血病,第二个孩子又查出患有神经母细胞瘤,“预后很差,钱花的也很多。孩子妈妈就说很难撑下去,找到基金会”。

                曾有人质疑这位母亲的娘家其实很富裕,但曾缈说,渡过那个难关后,“她把她拿到的钱全部都捐回去了,她每个月都会给我所在的白血病慈善机构捐款。”

                30岁的闫芳则在一直偿还“人情债”。2015年底,她出生刚满周岁的女儿查出患有肝母细胞瘤,治疗费用需35万元以上。小夫妻二人都出生于农村,且大学毕业不久,“我读大学时就是贫困生”,婆家又只愿意拿出2万元救孙女,闫芳东拼西凑后,只好发起目标金额超12万元的求助众筹。

                闫芳筹到了善款,女儿也成功康复,直到今天,有人问起女儿的近况时,她会先向对方道声谢。她认可大病众筹的作用,但这个经历像沉重的枷锁,让闫芳喘不过气,她说这些年,一家人都在慢慢还人情债。

                “其实我很后悔众筹,但是我们确实又没钱,甚至没地方借。这些年我心理压力都很大,把隐私公布,就相当于千万只眼睛盯着你,生活好一点,总觉得被盯着,仿佛你的一举一动都被监督。”

                她告诉记者,其实会捐款的,基本都是自己身边的熟人、朋友、同学,陌生人给的少,“也因为大部分是熟人,人情债难还。”闫芳说,不久前,还有个捐了66元的熟人,来找她说事。所以她强调,“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募捐。”

                不过经过这场变故后,闫芳开始重视保险。除了缴纳国家医保的保费外,她还给全家买了补充商业医疗保险。“一年交一次,而且以后不可以退回本金,但价格也便宜点,1年1人几百块钱”,在闫芳看来,这多少能有些保障。

                (受访者曾缈、范泉、雪莉、李立、闫芳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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